“做一个好医生”（大家谈人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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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-06-21

我的人生信条简单，只求国家昌盛，人民安宁，并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。我有个习惯，就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源。

从小，我便对世间万物的色彩感到好奇，比如花朵为何拥有如此斑斓的色彩，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。我认为，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，我们必须始终追问“为什么”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尚年仅10岁。祖母独自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之后也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家住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的早期教育在教会学校度过，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并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。毕业后，我进入广慈医院工作。
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例如，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故名振义。祖父慷慨捐资，支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参与武昌起义的战地救护工作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华即是浪费。若我们有浪费行为，他们便会提醒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？”

父亲毕生最大的愿望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几位兄弟都选择了工程技术领域，其中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儿时，每周的家庭晚餐时光，父亲都会考查我们的学业，审阅成绩单，表现优异者受表扬，成绩不佳者则会受到体罚。我是家中唯一从未被打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学业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生活轨迹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医院，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，但我们学校抵制了这一要求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并与父母讨论日军的暴行，心中充满了愤慨。

父亲为人严肃而寡言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简朴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行径使生活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穿越日军的检查站，需要接受搜身检查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多为天主教徒。这些教师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。我与六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，经常聚会，练习英语演讲，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识，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一个无私奉公的好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影响深远，甚至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也源于此。如今他们已离世，但他们的精神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。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。她因伤寒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对此深感悲痛，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，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就读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医学院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即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，但善于思考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很喜欢我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只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单独辅导我，病理学老师还带我到病理科学习阅片。他本人也是医生，还主动加班，只为教授我一人。我最终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我20岁时，爱上了同学谢竞雄。巧合的是，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陪她一同往返，日复一日，这份感情持续了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家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就被牵连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都是通过他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连我的母亲都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安全事项。

那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万象更新，社会充满互助友爱的氛围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华，其中有人感慨：“天主教所追求的，如今在中国实现了！”的确如此，上海一扫过去的混乱，焕发出新的生机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并积极投身公益，担任了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识了自己。曾有一度，我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拾医生职业，当时我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我只会做医生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救治病人。事实上，即使让我一直做一名乡村赤脚医生，我也愿意。

我一生，大约只做了四件大事。

第一件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水上训练，不料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便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因此立下三等功。

第二件，是参加抗美援朝，我在东北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。当时，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，一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脑膜炎，但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情，许多战士提到曾在河汊、田垄捕捞小鱼小虾，因战事紧张，未煮熟便直接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了病人的血痰，确诊为肺吸虫病。这些患者因食用了未煮熟的小龙虾而感染了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，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病症极其凶险，常伴有大出血，90%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之一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面对年轻患者的期盼，却无力回天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，内心非常痛苦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遇到一位病情危重的小患者，便告知我正在研究此药，询问是否能挽救孩子。我告知她，经过研究和动物实验，效果不错且毒性较低。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此外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只需口服，就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评语称我为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，被列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团队协作的成果。我未申请专利，一是希望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二是希望病患能尽快用上救命药。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计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，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时，我已不再身处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来到科室进行讨论。在两天时间内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并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一“考试”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繁忙之余，我替他们广泛阅读文献，精选资料提供给他们，以应用于临床，充当一位老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大益处：一是解决病人问题，至少能取得进展；二是教导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三是不断学习和获取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的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享受。

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
我拥有众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。然而，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自身优秀，屡次考试名列前茅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在改革中走在前列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。

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，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。因此，在事业的顶峰时期，就应适时退居二线，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这样，事业的顶点就会持续向上，而非下滑，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。因此，当年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相信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余年，但没有自己的房产。目前居住的住所，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用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我今年102岁了，仿佛被上天遗忘，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意义重大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哎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在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却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哪里有什么神？况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，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仍是不治之症，这让我感到十分焦急。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去寻找解决之道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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